永乐年间，朱煦多次监国，期间他批阅奏章的程与朱棣一样，并没有过多的改动。

其中，凡是朱棣御批的题本、圣旨等谕令，内阁当值中书官皆要逐日逐件汇抄成册，名“丝纶簿”。

一般情况下，朱棣批示後的奏本，会由通政司送回给上奏者。

永乐二十五年，九月吏文选清吏司失火，所有档案被毁。

题本之副本应正本的批红用墨笔抄录存案，其他档案之副本可另用钤记，以与正本区分。

再有就是建立一题本副本的收存制度，以防止档案遗失或被人篡改。

依照朱棣批阅奏章的惯例，凡地方官员的奏章须先送通政使司查验收，同时上奏者要备揭帖送往关联衙门，其中揭帖为奏章的抄件，内容与奏章基本相同。

对奏章行分门别类之後，接下来便是批阅奏章的程。

在京各院复奏本章，亦照此办理。

六科会在年终，将红本的原本汇内阁，存於红本库。

各省三司题奏之件，另有副本送通政使司，事後一并送往内阁，待朱批之後，内阁将副本遵照红本的批字用墨笔批录，另外存档。

因此，朱煦当时下令，凡内阁收存的题本和各衙门应存的档案，皆应於正本外另立一副本，分别收贮。

这项制度与寻常文书拟办过程中的副本制度不同，目的在於对档案的安全保。

毕竟，此举十分符合儒家“君逸臣劳”、“垂拱而治”的理想治国模式。

票拟要b以往各朝辅佐君主理政务的制度更加细致、周到，特别是过去，如唐宋草拟下行诏令和审上行奏章的机构，就有中书、门下、翰林院，b较分散。

各院一切档案，应另立一册，将全案备录，印信钤盖，挨次编号，其贮存之所，亦酌派笔帖式值宿巡查。

朱煦监国期间，与朱棣一样，大多数时间都是亲自批阅奏章。

但若皇帝想要照其个人意志行事，内阁众顾问也无力阻止，因为采不采纳票拟，皆由皇帝决定。

若是有皇帝惰政、懒政，直接对着内阁票拟批示即可。

内阁有了票拟权，便相当於把唐宋时期分散的审奏章之权归拢到了一，这就极大的提了皇帝理政务的效率。

这便是後来逐渐形成定制的题本贴h制度。

通政司验之後，会把奏章送去内阁，经内阁票拟後再呈给大明皇帝裁定。

而至文字过长，命内阁作贴h式样，令本官员自撮本中大意，不过百字，粘附本尾，以便皇帝阅览。

永乐年间，朱棣但凡有空的话，通常会亲自批阅奏章，并不需要内阁票拟，只有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，才会询问内阁顾问。

一份送往内阁，供史官记注，称史书，另一份送储本科以备编纂，称录书。

这批阅奏章的制度，目前来看并没有什麽漏，反而利於大明皇帝腾时间去主抓军国大事、要事。

至於经过朱笔御批的题本，会被称为红本，之後会由通政司转送六科，由六科发抄关联衙门施行，并别录二份，分别成册。

洪武年间，随着丞相制度的废除，皇帝直接指挥六、百司政务，内阁众顾问成为了皇帝的私人秘书。

除非奏章挤压太多，或者他要外巡视，才会把奏章分给内阁顾问票拟理。

所谓票拟，就是内阁顾问对奏章中所奏之事提理意见，写於小纸票上，夹在或粘在奏章之中上呈给朱棣御批。

在京各衙门卷牍收贮所均派笔帖式班值宿巡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