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份制公司？”凡一愣，“咱们现在已经允许搞份制公司了吗？”

“依古长的看法，我是应当和厂里重新签一个协议吗？”凡试探着问。

古坤全摇摇，然后故作矜持地沉默了半分钟，这才说：“我的建议是，让沧化科贸独立来，成立一家份制公司，明确规定国家、集、个人所占的份，赚了钱，分红。”

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。

如果他不不顾地拿了这笔钱，估计半个沧塘县的人都会得红病，各举报信能轻而易举地把他淹死。但如果他不拿这笔钱，原来的承包协议就成了一个笑话了。

“这个事情是登了报的，你想想看，报纸上都登来的事情，还能有什么错吗？”

“还有这样的事情？”凡算是开了界了。他还以为份制经营这样的方式，怎么也得过上好几年才会在中国大地上现呢。

他不敢拿，逸平也不敢让他拿，这就是一个尴尬的局面。

80年代初的中国，是典型的“摸着石过河”。国家的政策走向不明朗，只是鼓励各地解放思想。一开始，基层还有些战战兢兢，不知哪些事情可以，哪些事情不能。待到发现那些敢于越过雷池的人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，反而得到了报纸的承认，大家的胆便大了起来，各各样的创新就纷纷冒来了。

多年后，经济学者回顾这段时间的经济政策，往往会慨实践走在了理论和政策的前面。许多理论界觉得还存在疑问的法，在基层已经轰轰烈烈地起来了，积累下了无数的经验与教训，成为理论研究以及政策制订的依据。

如果今年的利达到500万，他名下的承包款会达到100万，届时他又当如何呢？

也就是在这个时期，“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”这么一句亦褒亦贬的俗语开始为人们所接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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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给你举个例：去年，东北有一个地方的供销社支持三名退休带领33名职工弟，创办了一家份公司，规定每100元，共筹集了近3万元的资金，开办了饭店、杂货店和一家化工厂，目前经营情况都很好。

其实，刚才那会古坤全已经在与凡讨论权比例的问题了，但凡没有特别在意这个提法，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权分上了。现在听古坤全说份制公司这样的概念，凡才后知后觉地想到了政策是不是允许这个问题上。

当然，局中的凡没有这么多酸熘熘的慨，他只需要好自己前的事情就行了。

古坤全神情严肃地说：“合经营这方式，其实政策上一直都没有禁止过。前些年只是因为大家思想比较僵化，所以不太敢去碰这个问题。这两年，中央提倡要解放思想，外省市已经有一些地方和单位在尝试搞职工，或者全民与集联营的方式，其实就是份制经营了。

这就是后世所说的：